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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山论剑长安 诗酒文化中国

2017-09-20  来源:文艺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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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9月1日至5日,“华山论剑 文化中国”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高峰论坛暨华山论剑西凤酒2017品牌文化峰会,在陕西西安隆重举办。此次活动由陕西省作家协会、共青团陕西省委、陕西省青联主办,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、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、华山论剑西凤酒品牌运营公司承办,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、陕西省诗词协会、e路诗语联合协办。

9月2日上午的峰会主论坛上,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在主旨演讲中说:“现在的中国正在从一个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,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‘一带一路’倡议,不仅是政治的、经济的,更是文化的。此次论坛的顺利召开,也让更多的诗人、读者树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。”

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钟顺虎发表讲话,他从不忘文化初心,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;为人民立心;追梦逐心,坚持与时俱进、自强不息三个方面深刻解读了对于中华文化传承、发展的具体要求。

中国作协副主席、陕西作协主席贾平凹代表主办单位致辞,欢迎大家来到西安滋养心中的浩然之气。他认为,陕西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涌现出了许多的文化名家,对未来陕西文学、中华文化的发展充满信心。

肖云儒以《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古代读本》为题,从炎黄时期一直讲到宋明,体现了掷地有声的文化自信,极大地提振了嘉宾的情绪,迎来了热烈的掌声。

蒙曼在视频演讲中说:“华山论剑不仅比剑术,更比道法,这个道法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,也就是侠之大道,为国为民,是华夏的根基。”

王立群以一篇简短有力的《秦人与秦制》,再现传承千年、博大精深的秦人文化,与现场近2000名嘉宾一起回味大秦雄风。

于赓哲以“丝路与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”为题,别开生面地将“一带一路”理念融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,引起现场听众的极大兴致。

张清华以一段“中国诗歌的精神”纵论千古诗情。他认为,诗酒同出一脉,诗酒文化在李白身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。

会议现场,在众多学者的倡议下,论坛发布并签署了《“华山论剑文化中国”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言》。全文如下:

丁酉孟秋,气爽天新。古都长安,贤达如云。华山论剑,谈古开今。传文化之鸿音,扬中国之精神。固文化之灵魂,强华夏之自信,图民族之复兴。与会同仁,迭出高见,达此共识,同勉同行:

华夏泱泱,神州苍苍,中华神韵,浩瀚悠长。

四书五经,楚辞汉赋,唐诗宋词,千古绝唱。

百家争鸣,华山论剑,立言树典,花开群芳。

勇智敏仁,中国精神,优秀文化,百世其昌。

一带一路,大国智慧,中国方案,寰宇共享。

四个全面,五位一体,推陈出新,治世纪纲。

文化中国,精神家园,文化自信,光披遐荒。

炎黄子孙,传承践行,睦融天下,日月永光。

随后,由陕西省作家协会指导、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编选的“陕西青年作家走出去”丛书正式举行了首发仪式。

作为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,9月2日下午,中国青年诗歌论坛暨全国“80后”诗会举办。舒婷、叶延滨、商震、食指、李少君、张清华、陈仲义、谭五昌、霍俊明等诗人、评论家,以及“80后”诗人郑小琼、李浩、马慧聪等齐聚一堂,进行了一场以诗歌为主题的“华山论剑”。

为期5天的峰会系列活动,其专家阵容、丰富的内容形式、精彩的主题研讨都让人印象深刻,文化陕西再一次洪亮地向全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,为全省的文化建设工作带来一次重要的推动。华山论剑西凤酒董事长董小军表示,随着国家五大建设的加速推进,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成为更多有识之士乃至社会大众的行动自觉。

现摘录部分诗歌论坛发言,以飨读者。

齐雅丽(陕西省作协党组副书记、专职副主席):

长安自古帝王都,三秦自古文源地。深厚博大的传统文化薪火相传,恢弘典雅的礼乐文明照启华夏,周秦汉唐盛世文昌,诗词歌赋光耀九州,红色延安革命文学,主席《讲话》影响深远,回首60余载峥嵘岁月,三秦文坛星光璀璨、硕果累累。

近几年,陕西省委、省政府积极实施文艺创作百优计划战略,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齐抓共管,全力推进,陕西青年文学创作硕果摇枝,有目共睹。诗歌创作也是百花齐放,各领风骚。特别是今年以来,我们以“陕西青年作家走出去”为己任,通过出版丛书,举办主题采风、作品研讨会和文学进校园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,助力更多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甚至“00后”青年作家茁壮成长。

舒 婷(诗人、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):

在全国各种各样的诗会里面,能打出“80后”诗会这样旗号的不多。我参加过全国不少的诗会,这次来西安参加“80后”的诗会,既新鲜又刺激。陕西作协之所以能产生、容纳或者接纳这么多大作家,原因就是它非常有远见。今天上午,我在陕西青年作家新书首发式上给他们揭牌,深受触动。生活在陕西的青年诗人、青年作家非常幸运,所以既祝贺你们,又羡慕你们。

叶延滨(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):

“80后”作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、广阔的景象。“80后”作家有三个特点:第一,作品自由、多样、个性。自由是由于这个社会进步了,新的命题赋予新的灵感,自媒体使每个人都有自由发展的空间。二是多样,诗人们都在争取新的表达和新的技巧。三是个性,诗人要在这个时代得到诗坛和朋友的理解认同,就必须张扬自己的个性和创造自我。

“80后”诗人创造了一个丰富的世界,我们从中看到希望,也看到一些不足,比如品位不高和文气浑浊。这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品位,诗歌是向上的,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诗歌引人向下,表现欲望的东西往往多于那些使我们感到纯真、感到善良的东西。“80后”的诗歌创作需要一种精神营养和浩然之气。

商 震(《诗刊》常务副主编):

让人欣喜的是现在的诗歌现场,“80后”诗人已经形成的一种向上的力量,这种力量正在昂首阔步走向诗歌创作的一线。一个诗人能走多远,取决于他是否心地向善,是否充满对社会的热爱,以及是否有足够的文化储备。

“80后”要想出现更多的优秀诗人,能代表当下诗坛的创作力量,还要多增加一些内在的涵养,增加一点个人的思维宽度和视野宽度,看得远一点。能从现在看出去百年,如果只看后五年,这五年很快会把自己的诗歌生命走完。所谓诗歌精神,就是对社会、对人生、对自然、对诗歌、对同伴的那种热爱和充分释放。

食 指(诗人):

今年是新诗百年,在新诗刚诞生的时候,那时候写新诗的是学贯中西的大家,他们的作品汲取了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营养。今天我们的诗人人才济济,但写出来的诗真不敢恭维。和我们中国的古典诗,和广为传诵的经典诗歌相比,我们的传承和接续做得不够。

我不同意“诗人在非理性状态下写作更精采”的论断。所有的非理性写作,背后都有非常严谨的情感逻辑。感情非常激烈,冲突非常激烈,最后是五味杂陈。它不是看起来不知所云的,上句不接下句的,古典诗词里面,无论是否对仗,都是逻辑清晰的,没有前言不搭后语、逻辑不通的作品。

李少君(《诗刊》副主编):

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样化、个人化的时代,下一步真正需要的是寻找一种共识,或者寻找一种新的精神价值。希望“80后”诗人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和使命。

中国有着古老的文明,这个文明历经了那么多年依然保持活力,而且仍然处在一个上升时期。我们的文学创作也被世界上很多人所关注,我自己的体会特别深,以前出去总是抱着一种仰望的态度,现在出去,别人很关注当下中国的诗歌在写什么,有什么潮流,有什么现象,这充分说明,真正有创造性的东西一定会得到广泛关注。“80后”诗人很幸运,他们的知识结构相对比较完备,很多人有出国留学的经历,整个时代为“80后”诗人包括“90后”诗人,建立起一个很广阔的背景,如果作品优秀的话,可以很快产生国际性的影响。

阎 安(陕西省作协副主席、《延河》执行主编):

不管是青年诗人,还是成熟的诗人,我们所共同面临的是我们时代的巨变。很多人把“80后”当成一个界限,来概括时代这种巨变。“80后”是城市化的一代,是现代化的一代,是互联网的一代。关于当下时代的命名很多,“80后”可能有更多的关于这个时代的命名。这在中国的现代化、城市化现实和经验中,表现出了很强的过渡性和变异性,不管对于老诗人,还是对于新诗人,这都是一个问题。

张清华(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:

现在不同代际的诗人之间的对话,变得比过去容易了,对抗、对峙变得比过去少了。年长的诗人对于年轻的诗人,不再像过去那样,是以一种质疑的、怀疑的、否定的态度来对待。过去的很多诗会,一旦有不同经验、不同代际,诗人之间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分歧。这表明我们对于诗歌的认知,有了某种意义上共同的进步,对峙也好、对立也好,都是表面的。如果是一个真正对于诗歌有理解的人,对于诗歌有内在认知的人,一定既能够建立起经验代际的差异性,也能够建立起艺术或者是精神的谱系性,它既是一个连贯的东西,同时又是一个独特的东西。我们既要承认代际的差异性,又要坚信艺术的谱系性。

陈仲义(厦门城市学院教授):

代际的命名,一直以来是一个纠结的问题,我个人觉得是可行的,又是可疑的。

从“80后”这个群体来说,平均的诗龄有15年,但是他们有全新的变化,或许可以以“5+E”来概括。这个“5”是物质的、时尚的、信心的、商业化的、科技的,另外加一个“E”就是互联网。这个群体,这十几年来的写作资源和背景,最大化卷入网络大众传媒和电子信息技术,这一代群体呈现高效、快速、开放性的写作特征。

“80后”这一代,整个成长周期大为缩短,周期一短容易早熟,早熟意味着成果多,但是容易滥竽充数,也有很多的包袱。“80后”这一代,既存在着影响的焦虑,又反而心态能够平和,这是一个矛盾。如何在大变迁中抓住有利的契机,突破艺术的瓶颈,可能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一代人的挑战。

谭五昌(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):

这个会议占了两个优势。一是非常正确的地点,西安在中国文学史上、诗歌史上都具有伟大的地位,在诗歌文化非常具有底蕴的城市举办这个会议,是一种勉励。二是正确的时间,今年是新诗百年,在新诗百年的语境下我们召开“80后”诗会,文学意义非常鲜明。

时间是最公正的评论家,如果是一块金子,最终是不会被埋没的,所以我们眼光一定要放长远。我是学院派的批评家,我的工作是尽量对诗人的文本和风格作出定位,最后对文学作出定位。

写作再先锋,最终还是要成为传统的,朦胧诗当时非常先锋,但是后来变为常规,变成文学常识和诗歌常识。所有的先锋如果不指向传统,不指向经典,写作是没有意义和根基的。在实践面前,在伟大的诗歌传统面前,有才华有冲劲的青年诗人,应该把诗歌传统合理的东西吸取下来,艺术上广取博采,勇攀高峰。

霍俊明(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):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两个抽屉,一个抽屉给自己看,这样的诗歌不适合报刊公开发表,另一个抽屉给读者看。诗人的两个抽屉都不能荒废,不管是属于私人的,还是和别人分享的,甚至对抗的写作,我觉得都需要。

作为年轻的诗人,一个重要的标准,是给其他好的评论家提供好的诗歌,这就够了,不管作为掘墓者还是开拓者。当下中国的诗歌,不管是年轻一代还是以往的写作,都进入到写作经验空前匮乏的时代,诗人的修辞能力、思想能力,在当下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弱化,甚至包括年轻一代的写作。

周庆荣(诗人):

当下的诗歌创作应该不满足于高原,要呼唤高峰。我们讲高度不是向海拔或者大海要高度。如果你站在海岸边,有点情绪就波涛汹涌,但是它在你的脚下。应该向天空要高度,可以让自己的精神,让自己的思绪,帮助你站得高一些,帮助你长出翅膀。我始终相信,不管我们身处的时代有多少我们看得明白或者看不明白的,一定要努力让自己站得高一点。

胡 弦(《扬子江诗刊》主编):

每个人的写作都有自己的起点,都有自己的宿命。“80后”诗人中,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诗人,但是创作不稳定。一些诗人很早熟,起点很高,但是几年之后就消失了,这在年轻人中非常明显,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质化很严重。

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问题, “80后”诗人面临的问题是,怎么和别人区别开,怎样从这个群体里面走出来,从整个群体里面看到文学体系的建立。现在“80后”诗人面临进入中年,也面临年龄上的焦虑,到了这个年龄该怎么写诗,写什么样的诗,这是大家都要思考的问题。

郑小琼(“80后”诗人):

我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,而立对于人生来说,对于写作来说,意味着人的心灵和灵魂真正的确立,无论价值观的取向,或者精神上,都应该是真正的成人。而立之前,我觉得应该呈现的是一个人的青春和朝气,或者现实生活的一些伤怀和感伤。而立之后,我们这一代需要真正确立或者确认这样一个感受,即在自我写作上确立文本。用文本立身,这是我们作为写作者的“而立”,我希望我们能获得更多同时代评论家们这样的确认。

前辈评论家对我们的评论,我觉得更多是带有一种提携之意,我个人比较同意同代评论家对于自己的评论。我希望同代批评家们对于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创作,能够作更多的发言。尽管“80后”是复杂庞杂的一个群体,但是我们依旧可以找到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些特征。

阿 斐(“80后”诗人):

我的发言题目是《打破诗歌的旧秩序,建立诗歌的新秩序——兼及“诗歌=自由”》。

诗歌内部的秩序,就是诗人内在的秩序,心思意念的方向。打破诗歌内部的秩序,主要是打破诗歌的功利主义,给诗歌以自由,让诗歌成为自我的诚实表达。

诗歌外部的秩序,就是诗人所身处的外在环境。打破诗歌外部的秩序,主要是打破诗歌的利益链,让诗歌可以自由传播,让诗歌的认知不再受到旧有评判体系的捆绑。

诗歌=自由。打破旧秩序,建立新秩序,如果没有“诗歌=自由”的认知,必将又出现诗歌的顽固堡垒,新秩序又将变成旧秩序,因此,“诗歌=自由”应成为一种基本认知,成为基础共识,成为新秩序的核心理念。

李 浩(“80后”诗人):

我个人对写作的理解,当然止于当下。我们肯定不能用古代汉语来写新诗,也无法表达现代人的生活,以及我们在当下生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各种复杂的问题。我们也无法去用现代汉语描述古代的事物,这也是很困难的。

新诗走过百年,在写作进程中吸收了来自西方的优秀诗人和伟大作品的营养,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成果,我们去学习也是应该的。汉语有它本身优秀的东西,有来自于我们传统的,也有来自于现代白话文的。

我在思考什么是现代汉语,能否重新树立现代汉语的秩序?变化现代汉语的语法,让这个语法自身来生成一种文本,生成一种文学,我不知道是否可行,这是在自己写作中碰到的问题。

许多余(“80后”诗人):

我觉得“80后”诗人主要有三个阶段,一个是前期的群体命名阶段。第二个阶段是个体标榜,当时办了很多小网站,有很多的流派,但是大家加入之后,发现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,到后来就是个体标榜,每个人开始独立写作;第三个阶段就是内部分化阶段,持有各自的观点,有的主张试验文体的写作,有的主张面向内心的写作,有的主张根据状态的写作,写出各种各样的作品。

我们“80后”诗人今天有点紧张,因为我们的前辈20多岁就写出了代表作,而“80后”诗人中却找不出一个代表诗人,找不出一首代表作品。我们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,即诗歌进入类型化写作,尤其是近几年,青年诗歌的类型化特别严重,成为一种消费文学。

曹 谁(“80后”诗人):

“80后”诗歌运动,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自由,是异彩纷呈的一代,远比其他时代的写作要多元化。究竟多自由?有像阿斐那样的口语写作,也有丁成那样的先锋写作,还有茱萸那样的学院写作,有春树那样的摇滚诗歌,也有郑小琼那样的打工诗歌,还有张二棍那样的底层写作,有许多余那样的状态主义写作,也有衣水那样的性感写作,当然还有我们的大诗主义写作,还有风格独特的许多其他诗人。我觉得自由就是繁荣的表征,“80后”诗歌运动中有许多还没有浮出水面的传奇。

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短暂的,我们应该完成更长久的使命,在更大的层面上融合古代和现代文化,融合东方和西方文化,融合神秘和世俗的文化。我们既要务虚,也要务实,现在80后诗人已经逐步成长,有自己的文学资源,在文学事业上可以不知疲倦做更多的事。

王彦明(“80后”诗人):

“80后”诗人已经到了将近40岁的年纪,现在代表作品还没有出来,是挺可怕的事情,每个“80后”诗人都有自己内心的焦虑。既然叫“80后”诗会,要谈整体性的写作,我不希望它是一样的声音。我们记不住“80后”诗人的作品,对他们的作品没有太多的印象。我们现在太过于走老路,重复自己,应该再往外走走。我希望“80后”能像破茧一般,无论最后成为飞蛾还是蝴蝶,一定要确立自己的方向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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